[编者按] 
  伴随着国际制造业纷纷向中国迁移，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数字和光纤技术的突破，又把中国带到了与世界发展几乎同步的起跑线上，这样的机遇与挑战，上海该如何抓住，如何应对？在刚刚闭幕的上海“两会”上，代表委员们达成的共识就是人才培养。
  上海有优势——全球500强企业中，目前已登陆上海的不下200家，这些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科学理念，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国际通行的人才标准和竞争规则。而这种标准和规则的引入对重新审视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人才培养的标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从本期起开设的“500强访谈”，旨在通过与落户上海的世界知名企业的高层访谈，寻找到全球化对未来人力资源开发的需求指标和发展趋势，进而对学校教育的改革提供决策参考。 

   


  [首期嘉宾] 
  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总经理王文汉博士
  王文汉——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总经理
  1981年毕业于中国台湾大学电机系，1985年在荷兰国际技术研究院获得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1989年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之后在IBM公司从事研究工作。1991年，作为一名Pentium Pro平台设计师加盟英特尔公司。1995年，出任平台基础研究部经理。1999年1月至2000年6月担任MRL新平台实验室主任。2000年6月，出任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总经理。作为高速缓存技术领域中公认的专家，王文汉拥有十多项重要专利，并在一些国际知名的专业期刊和会议上发表了多篇开创性论文。曾任ACM微处理器跟踪技术研究组的首席程序员、IEEE计算机元件研究组的首席程序员、《国际计算机仿真杂志》的特邀编辑。
  [企业素描] 
  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英特尔在世界芯片市场一直占据着龙头地位。2000年，英特尔的营业收入为262亿美元，在财富500强中排名121位；2001年，英特尔的营业收入为337亿美元，排在财富500强第110位。2002年2月,英特尔被美国《财富》周刊评选为全球十大“最受推崇的公司”之一。英特尔总部设在美国。目前在中国内地设有13个代表处，亚太区总部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除此之外，还在上海设有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以及一个生产部门——快擦写存储器产品封装和测试厂。
  ●英特尔开出的薪水与其他公司相比并不是最高的，但仍然具备对人才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是先进技术、创新的象征。
  ●英特尔在华员工几乎100%是中国人，并且也招收本科毕业生。
  ●英特尔在给予员工晋升时从不考虑学历因素。员工要在公司里立足、发展，首先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上海教育》：在英特尔中国软件实验室的人员构成上，有多少是中国本地的技术人员？
  王文汉：我们的员工几乎100%是中国人。在国内，不愁找不到优秀的人才，进入英特尔的人才可谓百里挑一。这里汇聚了很多历年的高考状元、榜眼、探花。
  《上海教育》:英特尔在大学校园里举办的招聘会上，似乎只招硕士生以上的毕业生。是不是这样？公司在招聘新员工时，强调学历要求吗？
  王文汉：英特尔也招本科生呀，很多本科生一听说英特尔来招人，就会主动想到他们肯定是招研究生。本科生不敢来应聘，觉得一点希望也没有。其实，在我们现有的一百多位工程师中，15%是本科生，70%是硕士生，15%是博士生。这个比例是自发形成的。我们对所有来应聘的学生，首先看的不是他的学历，而是他本人所具备的能力与素质。只要能力与素质能达到公司的要求，我们都会考虑录用。
  《上海教育》:听说英特尔的门槛很高，能被录用的基本上全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你们在招聘人才时，是不是强调学生要具有“名校背景”？
  王文汉：确实如此。这倒不是我们认为其他学校的学生就不优秀，而是因为我们的人手有限，没办法参加众多招聘会，也没力量对大量应聘者进行筛选。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每年招聘40～50人，其中一半是在大学毕业生里进行招聘。目前，我们的招聘范围主要集中在8个城市的12所大学中，这8个城市和12所大学是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的南京大学，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的西安交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哈尔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当然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可以来参加招聘。
  《上海教育》:在公司考虑晋升员工时，学历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王文汉：在英特尔里，考虑员工晋升时，从来就不把学历当做一条因素。学历只在员工进公司的那段时间里发挥一定作用。但这之后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有的硕士生可能不努力，那么他的工资待遇就会降下来，而一些本科生经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那么他就会更快得到晋升。不按学历评判一个人，这是英特尔的传统。
  《上海教育》:从您在英特尔十多年的经验看，要成为一个成功者，很快得到晋升，需要具备哪些因素？
  王文汉：在英特尔，我们经常谈两种能力，一是“硬能力”(Hard Skills)，另一个便是“软能力”(Soft Skills)。“硬能力”指与技术相关的能力，“软能力”则指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比如英文要好，讲话要有条理，能够像讲一个故事一样把自己的理念告诉别人。要在英特尔立足并得到发展，无论你的职位如何，首先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也就是说要有自己的看家本领，要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其次，要有影响力，讲话要有人听。不论是做经理，还是做技术开发，你提出一个想法，一定需要有人跟随，如果没人跟随，你的想法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因为现在所有的高科技项目，都需要团队的力量。在招聘中，我们看到有的人技术很好，但很不愿意与人沟通，这样的人在公司里的成长是有限度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挫折感，我们往往不愿意聘用这样的学生。再就是做人应该很正派。
  《上海教育》：英特尔汇聚了全国各著名高校的尖子生，过去都是在竞争环境中处于领跑地位的，他们怎样适应公司要求协作的环境？
  王文汉：很多人刚到英特尔时，一心想的是我怎么样，我要做得最好，我在几年里会成为一个“人物”。这是很正常的。但如果你老想着自己怎么样，不考虑人家会怎么样，结果是自己永远也不能怎么样。在我们楼上的餐厅，一些年轻人吃完饭不把碗筷收拾好就走，我们不知道这是由于家庭环境造成的，还是由于学校教育造成的。对于这些学生，他们会逐步认识到过分强调自我会影响自身的发展，从而慢慢学会与人协作。
  ●沿海地区高校的毕业生比内地高校的毕业生有思想，表达能力、沟通能力都比较强，但基本功不如内地毕业生。●中国高校的毕业生即使在做同一产品的开发，分在某个项目组的人可能对另一个项目组的工作一概不知，可以说“隔项目如隔山”。
  《上海教育》：英特尔汇聚了国内名牌大学的优秀学生，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国内高校人才培养的最高水平。您觉得这些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有什么不同？
  王文汉：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回答不好要得罪人。我只能讲我的感觉，这可能有点片面。我认为，北大、清华的毕业生都比较自信，这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北大的毕业生和清华的比，北大的毕业生在软件上做得不错，而清华的毕业生更大气，他们能做大规模、较完整的系统。交大的毕业生市场反映速度快，而复旦的毕业生就比较慢一些。沿海地区高校的毕业生比起内地高校毕业生而言，比较有思想，表达能力、沟通能力都比较强。但是，他们的基本功不如内地高校的毕业生。我想，这恐怕与周围环境有关。上海、北京很热闹，有很多机会，学生们不一定能全心投入学习，而内地高校学生受外界打扰小，也就能潜心学习。如果能将沿海学生的软能力与内地学生的硬能力结合起来就好了。
  《上海教育》:您在不同的国家读过书，同时也接触过世界各地的人才，能否将内地学生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作个比较？
  王文汉：与美国学生相比，国内的大学生在“硬能力”方面，考虑问题不具备像美国学生那样的广度与深度。在“软能力”方面，差距要更大一些。我们有一句话，叫“隔行如隔山”，在一些中国学生身上，甚至可以说“隔项目如隔山”。即使在做同一个产品的开发，分在某个项目组的人可能对另一个项目组的工作一概不知。而在美国，即便是另一个项目组的同事也能对你这个项目大谈一番，这有助于项目间的协作配合。
  ●为了出人头地，大家争着考第一名，只学要考试的内容，其他的什么都不关心。考虑问题的深度、广度不够也就很正常了。●像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这样的高校，高科技课题有不少，可以多给学生(包括本科生)机会，让他们与老师们一起开展研究。
  《上海教育》:您认为这种差距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文汉：这主要是由教育体制造成的吧。中国内地的教育体制和台湾地区的教育体制差不多，都强调分数，强调竞争，大学学制很死，不如欧洲和美国灵活。我在荷兰读硕士期间，9个月时间上课，9个月时间进工厂实习。工厂实习实行“学徒制”，有一个师傅带着我，从扫地、擦桌子、IC设计到用电动橡皮擦画错的晶体管，什么都教。师傅有很多秘诀，带得很细很好，等到你能上手了，就出师毕业了。美国的学制更活，本科期间，他们考核学生的内容一般由三方面组成：项目成绩、作业成绩、考试成绩。每学完一门课，老师会要求学生开展一个项目的研究，大多是几个同学一起完成一个项目，大家在项目里分别承担一定的工作，项目结束后，到讲台上去讲述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一过程，既锻炼了创新能力，又培养了协作精神，还对表达能力的强化有很大的帮助。几个同学把一个项目完成得很好，可以全部得A，全是第一名。不像我们，是被考试压着学，考试基本上是惟一考核学生的手段。高考也是“一考定终身”，分数高才能进好大学。而在美国，即使考试分数不高，只要你在其他方面有特长、有优势，也可以申请进入较好的大学。这样的结果是，为了出人头地，大家争着考第一名，只学要考试的内容，其他的什么都不愿意管。考虑问题的深度、广度不够也就很正常了。由于担心失败而得不到高分，他们不敢冒险，也不敢去尝试。
  《上海教育》:国内高校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弥补学生培养的缺陷呢？
  王文汉：教材改革是一方面，而通过参与项目研究来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则更重要。我参加过多次与高校专家、教授的座谈，发现现在高校比较注重教材的改革，要求教材能够跟踪学科发展的最前沿，这十分必要。但是教材还是用来上课的。我们的改革不能只停留在授课内容的变化上，更应该在教学方法、教学方式上进行探索。在美国，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每门课程必须完成一个项目设计，比如，要求他们写出一个完整编译器程序。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另外，可以让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研究项目中去。像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这样的高校，高科技课题有不少，可以多给学生(包括本科生)机会，让他们与教师们一起开展研究。
  《上海教育》:在我的印象中，英特尔对教育一直很关注，英特尔是否有意参与并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
  王文汉：对于英特尔及其员工来说，教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相信，未来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学校教育的质量以及学生在日益技术化的环境中的竞争力。在经济领域，高科技产业是全球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学校培养出在计算科学、数学和工程学方面基础扎实的毕业生，从而培养一批娴熟的技术人员。因此，英特尔长期致力于为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教育作出贡献。我们既赞助现金和设备，也积极鼓励员工参加志愿活动，在学校和其他社区进行科普教育。在过去的几年里，英特尔每年在全球范围内向大、中、小学的捐赠都超过1亿多美元。在中国，我们已经培训中小学教师10万人，帮助教师用更生动、活泼、有效的方式去上课，这得到了教育部副部长周济的高度肯定。
  《上海教育》:在与中国教育界的合作过程中，你们感觉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吗？
  王文汉：客观地说，有一些。比如，过去我们通过向高校捐赠先进的实验室或向一些教授提供研究课题的形式支持高等教育，可是实验室的利用率并不高，没有达到让学生们接触最先进实验设备的目的。其实，大学教授与我们工程师之间的合作，应该产生很好的成果。我们认为应该改变这种现状，努力进行实质性合作。